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浙江 4A 普陀山与观世音菩萨的因缘 _旅游摄影

2015年6月1日 8:02:32 阅读(913)

浙江省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舟山朱家尖南沙海滩景区

2013年7月20日，5个家庭私家车出游，从杭州出发，3个半小时到达。这是7月21日凌晨5点以前的景色，日出前的海风海浪实录

精彩内容：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位于舟山群岛的一个面积仅12.5平方公里的小岛，是我国最著名的观音道场，每年吸引了近两百万香、游客来这片佛国圣土烧香礼佛和虔诚朝拜。观音信仰从印度传入中国，已历经近两千年的汉化历程。在神州大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上，普陀山为何最终被选择作为观音菩萨道场而一直香火旺盛?在这颗璀璨的“东方佛珠”历史成因背后，是偶然还是必然，是佛缘还是人为使普陀山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遐尔闻名的观音信仰与朝拜中心呢?

一、佛经渊源——普陀山是佛祖亲口“指定”的

谈到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问题，很多人都习惯于从佛经中去寻找依据。其中最为有名且广为流传的是“佛指名山”一说，它的根据是佛经《华严经》中的记载。当时，善财童子为求“菩萨道”，到普陀山参拜观音菩萨。经文说，“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陀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并说颂曰：“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静，华果树林皆遍野，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普陀山古称补恒洛迦，系梵语音译，意译为“小白华”。从经文中所描述的相关内容分析，正好与普陀山的诸多特点不谋而合，在佛教信徒眼里，这不能单单解释为巧合，而是冥冥中一种注定的佛缘使然。由于《华严经》的这些话出自释迦牟尼之口，故谓“佛指名山”。

二、慧锷开山——普陀山是“不肯去观音”亲自“选定”的

说起普陀山观音道场开基时间，很多人都会讲到慧锷与普陀山的故事，并认为普陀山的观音道场是以慧锷大师从五台山带来的那尊“不肯去”观音为标志而建造起来的。据宋代《高丽图经》、《佛祖统纪》、《宝庆四名志》以及日本的《元亨释书》等史籍记载，唐大中年间(一说咸通年间)，日本慧锷大师入唐求法，来到五台山中台精舍，见一观音相貌端雅，便请归其国。当时，慧锷一行将这尊观音像带到(古为明州)开元寺后，准备搭乘唐人张友信的便船航海回日本，快上船的时候，突然感到那尊观音像一下子变得特别沉重起来，与他们同行几个新罗(韩国)友人一起帮忙才将观音像搬上大船。船开到昌国梅岑山(今普陀山)附近时，又突然涛怒风吼，洋面出现很多铁莲花，船进退维谷，舟触新罗礁，飘到普陀山潮音洞侧。观音菩萨夜梦告慧锷大师：“汝但安吾此山”。既然菩萨不肯东渡日本想在普陀山“安家落户”，只好任其自然。于是，在同船的新罗商人协助下，慧锷把观音像安置在洞侧，礼拜祈祷而去。山上居民张氏目睹此异，将像请回自己腾出的住宅中供奉，被称为“不肯去观音”，意为观音菩萨不肯去日本，选中了普陀山作为显化道场，自此，千年香火，逐渐鼎盛。

三、五朝恩赐——普陀山是历代帝王“钦定”的

除了佛祖亲口“指定”和观音亲自“选定”外，皇恩惠泽、历代帝王天子的“钦定”也是促使普陀山成为观音信仰与朝拜中心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唐宋元明清五朝将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康熙还多次召见普陀山高僧，赐金、赐紫衣、赐字、赐佛经，礼遇有加。

这些历史人物因素，对于普陀山从一尊“不肯去观音”逐渐发展为鼎盛时期拥有3大寺、88庵、128茅蓬、4000余僧的“震旦第一佛国”，起了非常重要的凝聚人气、兴旺香火作用。没有这些特别的历史因子积淀，没有这些顶级的人文底蕴积累，普陀山很难想象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岛成长为举世瞩目的观音道场。

四、自然地理——普陀山钟灵毓秀适合观音居住

上面分析到的“指定”、“选定”和“钦定”等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后人在普陀山已经成为观音道场后反推出来的一些原因，主观色彩难免。从较为认真客观的唯物论角度分析，普陀山要成为观音道场，首先必须要有适当的自然地理条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印度佛教北传入中国并逐渐汉化的近两千年漫长历史中找到有关依据。

严格地说，佛经所说的“补恒洛迦”，首先应当是在印度。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中载：“秣刺耶山东方有补恒洛迦山，山径险恶……山顶有池，其水澄清如镜，有大河绕山，周二十匝，流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兮。”近据德国、美国等国学者考证，认为此山在南印度哥摩林岬附近。

为什么印度的“补陀洛迦”这一观音信仰朝拜中心会逐渐衰落而最终转移到中国浙江的普陀山呢?原来是因为那里自然条件相当险恶的结果。据《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印度那个观音朝拜中心，山上有“崇崖峻岭、洞谷深涧。……有大蛇萦者”，“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由于自然条件如此恶劣，能够到那朝拜的人毕竟不会很多，到公元三世纪，几乎无人问津。

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观音信仰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不断发扬光大。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寻找一块信徒理想中的风水宝地，作为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朝拜圣地。首先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自然因素，一要有一定的险阻但又必须能够进入朝拜，二要是风水宝地，人间仙境，这样才能与人们心目中美好的观音菩萨形象相配。根据佛经“海上有山多圣贤……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的提示和人们对观音居住圣地的美好设想与愿望，观音菩萨应该居住在一座四面环水的海上仙山，那里“众宝所成极清静，华果树林皆遍野，泉流池沼悉具足……”。

观音经典在汉魏、两晋时代陆续传入中国后，信徒们逐渐发现，地处我国越东沿海的“蓬莱境”、“瀛洲界”梅岑山(今普陀山)，与佛经所载的观音说法处十分相似，因此，陆续有人到那里去朝拜。虽然中国沿海洋面有许多秀美的小岛，但够得上观音居住地的，非“以山而兼海之胜”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普陀山莫属。我们不得不承认，自然地理因素在观音道场的形成过程中作用是比较重要的，正是它符合了广大信众对于观音菩萨理想朝拜之地的心理认同，才会使普陀山由三支香点燃的“星星之火”燎原成今日遐迩闻名的海天佛国“千年香火”。

五、历史传统——舟山早期观音信仰酝酿了普陀山道场萌芽

观音道场的形成，离不开观音信仰文化长久积淀而成的社会历史传统因素。慧锷置观音像于普陀山，这只是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漫长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插曲，它同时也是一个偶然事件，其背后的必然是--普陀山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观音文化传播现象和观音信仰的历史传统。

笔者认为，在“不肯去观音”之前，普陀山观音道场的萌芽可以再往前推几百年，一直追溯到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据明崇祯年间高僧木陈道所撰《普陀山梵音庵释迦佛舍利塔碑》载：“去明州(宁波)薄海五百里，复有补陀洛迦山者，则普门大士化迹所显，以佛菩萨慈悲喜舍因缘故，自晋之太康、唐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龄，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说明当时就有许多人去普陀山朝拜。由此可见，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观音信仰很可能已经波及普陀山岛。

另据元大德《昌国(今舟山)州图志》记载，位于定海北门外的普慈寺，东晋时就已经出现了专供观音的小庵院。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舟山是一个群岛，渔农民不得不经常和大海打交道，他们出海捕鱼，最惧怕的莫过于遇上海难，而能“令诸众生，大风不漂，水不能溺”(《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的海上保护神观世音菩萨，自然会成为他们供奉的对象。东晋时舟山就已经出现供观音菩萨的现象，由此推测，从东晋到唐朝这几百年的历史中，慧锷大师带来的那尊观音像不一定是普陀山最早的观音像。“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去普陀山朝拜，难道没有人会把定海的观音菩萨带到普陀山去供吗?

观音道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沉积过程，慧锷当然是有功于普陀山观音道场，甚至堪称“开山大师”。但我们不能将观音道场的形成原因过多地归功于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偶然事件，而应当更深入地剖析这一历史偶然性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普陀山观音道场(至少是道场萌芽时期)形成的历史可以再往前推一推，随着更多史籍的发掘，很有可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六、文化条件——观音信仰的广泛传播催生了普陀山道场

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普陀山道场的形成酝酿成熟了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之所以对观音菩萨的信仰能在中国如此广泛地传播和被民众所接受，主要原因在于印度传来的观音佛教文化在汉化过程中受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融合与改造后，使得观音菩萨更加拥有了符合中国民众文化特点的诸多基因。

其一，观音菩萨是最和蔼可亲和最受欢迎的菩萨，她能够拯救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不是教导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生。所以，从信徒的角度看来，观音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佛家代表;其二，苦难中的众生要求得到观音的帮助，方法最为简单，念观音名号就行;其三，观音最能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一是因为他不厌弃任何人，不分贵贱贤愚和是否凶暴有前科，只要放下屠刀，坚定信仰，一律拯救解脱;二是为了普度众生，观音可以随机化成种种化身，她原是男身，但限于中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进入闺阁不方便，因而后来就以女身应化，受到了尼众和广大优婆姨的欢迎。

观音自身拥有的这些特质，决定了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接受，被学者称为“半个亚洲的信仰”，这也正是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

七、中外交往——“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促成了普陀山观音道场

普陀山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唐代就成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必经通道和泊地。至今山上仍留有高丽道头、新罗礁等历史遗迹，流传着韩国民族英雄张保皋等事迹。开山鼻祖慧锷大师当年舟触暗礁而船不能前，有人说就是今天普陀山南天门外的新罗礁(因唐时韩国商船队长过此礁而得名，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王连胜考证之)。正是这个新罗礁，见证了唐朝时中国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之间活跃的海上商贸往来;也正是这些数不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才会有慧锷等高僧入唐求法而从五台山带来了如此一尊将光耀千秋的“不肯去观音”留在了普陀山，从而造就了普陀山观音道场。ゴ臃鸾淘谥泄的传播历史这一角度分析，“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促成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这一说法，也是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的。事实上，佛教传入中国不断汉化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陆路，一条是海路。虽然主要以前者为主，但“海上丝绸之路”对佛教的传播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观音信仰的传播，由于海商必须长期与大海打交道，安全自然第一，最惧怕的莫过于遇上海难而人财两空。既然海上保护神观世音菩萨能“令诸众生，大风不漂，水不能溺”(《妙法莲花经·普门品》)，自然会成为他们信仰、供奉的对象。据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记载：“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望山归命，即得消散”。许多海商及入唐求学修行的外国船只，常到普陀山躲避风浪、烧香拜菩萨，祈祷航程平安。这些因素，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八、灵异现象——为普陀山观音道场推波助澜

一个地方要成为朝拜圣地，一般都要求有其神秘、灵异之处，能诱发广大信众崇敬、憧憬与神往。普陀山之所以能发展为全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受到如此多信众虔诚朝拜，这与人们对普陀山观音菩萨灵异、神秘现象的口碑传播是分不开的。自公元847年关于天竺僧人在潮音洞燃指膜拜，唐宋元明清五朝一直有观音露天大佛开光时发生的灵异现象，一千多年来，有关普陀山观音菩萨灵验记载和观音现身之佳话，代代相传，不断积累。正是各种“应验”、“神通”，各种谁也很难讲清或者不愿讲清的灵异现象及其在广大老百姓口中的广泛传播，为“海天佛国”普陀山蒙添了一层神秘、神圣的面纱，引起了广大香众、游客的强烈好奇、向往与崇信的现象和消息，更加会“不胫而走”。因此，灵异现象在老百姓口中的历代相传，确实为普陀山观音道场起到了推波助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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