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后东莞单身女担心嫁不出去
重挫下的东莞酒店业 转型不易守望前行
记者 于垚峰 发自东莞
曾经令东莞引以为傲的酒店业,正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东莞以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承载了22家五星级酒店和近百家星级酒店,星级酒店密度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激烈的竞争和中央对“三公”消费的严厉控制,让东莞的酒店业,已经感受到了一丝丝寒意。
东莞2014年初发起的“扫黄风暴”,将一批进莞进行娱乐消费的人群拒之门外,东莞酒店业更是雪上加霜。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供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报告显示,东莞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下降12%,四星级酒店营业额下降27%,五星级下降22%。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东莞的酒店供需不平衡,需要消化一部分酒店的客房量,但是并不能就此认定东莞酒店业将迎来关停潮。“现在的酒店都在观望,都在观察是不是有新一轮的投资热,重新带动当地的酒店业发展起来。”
高档酒店业绩大幅下滑
东莞是中国酒店业最发达的地级城市,而东莞的厚街镇,以5家五星级酒店的数量,成为中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城镇。
厚街镇的莞太路与东风路交界处,东莞喜来登大酒店与厚街国际大酒店巍峨耸立,相映成辉。
“这是厚街最豪华的两家酒店,也占据了厚街最好的地段,原来生意好的时候,门前车水马龙,客源不断。”与厚街国际大酒店相隔不到百米的一家服饰店老板告诉记者,扫黄之后,前往这两家酒店的车辆少了许多,生意明显受到了影响。
5月25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东莞喜来登酒店的大堂,富丽豪华的大堂内,摆放着几组沙发,零零散散的坐着几位客人,在前台办理入住的客人只有一个。
一位服务人员告诉记者,原来一到周末,来酒店的客人就非常多,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而现在,客源明显地减少了,不时还可以抽出空来歇一歇。
与东莞喜来登大酒店一路之隔的厚街国际大酒店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晚上10点过后,记者观察亮灯的客房数量,不过40余间,厚街国际大酒店的客房数量在300余间,照此计算,入住率不到20%。
康东南路是东莞厚街镇最热闹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大到豪华酒店、沐足、金银饰品、百货商业,小到路边烧烤、服装小摊,应有尽有。一到晚上,这里霓虹闪烁,灯红酒绿,仿佛一座不夜城。
“原来最热闹的时候,这条路上熙熙攘攘,热闹无比,往往要到凌晨三点钟,过夜生活的人才开始散去,小摊小贩也才开始收工。”一位厚街当地人老陈告诉记者,现在不同了,晚上十一二点,街上就没有什么人,大部分商铺都关门打烊了。
老陈说,其实厚街的人流量最近几年一直在减少,只不过都是逐年慢慢递减,就像从10减到9,9再减到8一样,人们往往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而这次扫黄带来的影响明显不一样,一下子从10减到了5,变化太大。”
2014年初的整顿风暴,给整个东莞的夜生活来了个急刹车,关门的不仅是夜总会、桑拿和洗浴中心,还有各式各样的酒吧、会所和沐足店。即使重新开门,走正规化的桑拿和沐足店,生意同样大打折扣。
5月24日晚,记者来到位于厚街镇康乐南路上的康帝俱乐部酒店三楼的桑拿中心,在正是桑拿消费黄金时间段的十点至十一点,记者观察到在里面消费的,只有4位顾客。一位桑拿部的服务人员向记者表示,现在来消费的客人比以前少多了,原来一天来消费的客人有三四十位,现在最多的时候也就七八个人,不好的时候,只有三四个人。
“现在应该已经在亏损了,我再干一阵子,估计就干不下去了,要离开这里,重新找事了。”上述服务人员表示,虽然亏损了,但是他们的待遇还是没有变化。
银城酒店是东莞市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前台表示,目前酒店的入住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去年能有六七成的入住率,周末经常出现客满的情况,但是今年的入住率下降了两三成,周末也很少出现客满的现象。
记者在银城酒店的行政办公室,一位负责酒店水电费统计的工作人员说,从数据上也感觉到了酒店的业绩在下降。记者看到,今年5月份,银城酒店一周水电费用大概在五六万之间,而去年12月,周水电费用在六七万之间。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供的《2014第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显示,东莞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下降12.0%,其中星级酒店下降幅度较大,全市四星级酒店营业额下降27.0%,五星级酒店下降22.0%。
五星酒店价格低至248元
事实上,受东莞经济转型、中央“八项规定”等因素影响,相对巅峰时期的经营业绩,东莞酒店业已经开始走下陂路了。东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东莞市高档酒店的经营业绩下降明显,五星级酒店营业额下降8.0%,四星级酒店实现营业额下降6.7%。
禁令不仅让政府部门不敢进入星级酒店消费,甚至还影响到一些企业的消费。厚街一家四星级酒店的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八项规定”对私人的影响也很大,比如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老板,私人去酒店吃饭也有了顾虑。
上述负责人介绍,“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出台后,中餐和夜总会影响最大。酒店营业额的下降幅度不小。
如今,人流量的骤减几乎腰斩了东莞酒店业的客源,降低房价,提高质量,延伸服务成了酒店拉拢客源的主要方法,尽管东莞五星级酒店的价格与周边城市酒店的价格相比要低不少。
根据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作为二线城市东莞,五星级饭店平均房价仅为500元左右,而同期毗邻东莞的广深两市五星级饭店平均房价则分别达到了765元和817元。
以携程网5月25日的住宿价格为例,东莞有一半以上的五星级酒店的住宿价格在500元以下,只有喜来登大酒店、凯悦酒店等少部分酒店的价格在700元以上。记者致电东莞喜来登大酒店预订部,当天通过电话预订高级客房的价格为820元一晚。
网络预订东莞银城酒店的价格只要248元,五星级酒店的价格跌至了三百元以下。银城酒店的前台告诉记者,他们每天会推出几间248元的特价房,吸引客源。“以前没有这么低的价格,最低的时候,都要四百多呢。”
除了网络营销客房,不少高档酒店就开始在餐饮服务上调整策略。有些酒店推出中档消费或团购促销,走亲民路线。而为了填补政府公务消费的流失,有些高档酒店开始加大开发会议客和商务客市场,将客户对象重点转移到私营企业和港澳台商。
不过,由于东莞酒店的数量宠大,由于人流量减少,必然会出现僧多僧少的现象,因此酒店业仍然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仅以东莞厚街为例,小镇的酒店业已趋于饱和,不完全统计,客房数量约5万间,各式星级酒店林立,争客源等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激烈的竞争,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利润空间的大幅缩小,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投资建一家五星级酒店,成本约为3亿-5亿元,按此前状况,一般十年左右可以回本盈利,但眼下这个回本时间明显要拉长了。
艰难的守望
东莞是制造名城,当比肩齐名的酒店业骤然迎来行业的“寒冬”时,是坚守阵地抑或是转型,是酒店投资者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位于寮步镇的金凯悦酒店诞生,老板莫志明当时投资1亿元,这家酒店成为中国第一家乡镇四星级酒店,由此也引发了东莞民间资本对酒店业的投资热潮。
莫志明曾回忆,他靠在建筑行业积累多年的资金,投资酒店行业,“当时想找一个放钱的地方,觉得盖个酒店不错,看得见又摸得着。”
经过10多年的飞速发展,东莞拥有五星级酒店的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成为中国地级市星级酒店最多的城市。根据东莞市旅游局统计,2013年,东莞星级酒店的数量接近百家,其中五星级酒店22家。
但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反腐风暴愈演愈烈,东莞酒店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少酒店的经营业绩出现较大的滑坡,有些酒店甚至出现“门可罗雀”的窘境。
2013年10月,中国第一家乡镇四星级酒店——寮步金凯悦酒店在经营了16年之后,宣布关停,被酒店被鸿海集团以年租金500万元的价格承租15年。
金凯悦酒店近年来连年亏损,接手的鸿海集团负责人表示,寮步金凯悦大酒店必须转型,再做酒店行业很难盈利,“与其亏损贴钱撑下去,不如起死回生,与其被迫倒闭,不如主动转型。”
东莞旅游饭店协会副会长邓淦辉认为,目前的形势必然会让一些竞争力不足的酒店退出市场,也会有一批酒店悄然崛起,即所谓的“洗牌”,他认为这是符合酒店业的发展规律,每到一些关键节点,既带来了危机,也预示着希望。
不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酒店的转型并不容易。“首先要了解政府在此方面的规划,才有可能对当地的市场进行判断,再加上酒店的住房格局,如果要改变,成本相对要高。”
林江认为,东莞的酒店供需不平衡,需要消化供给,但是目前酒店仍然处于一个观望阶段。“会不会有新一轮的投资势,以此带来新的住宿需求,这都不好说,需要一段时间。”
东莞餐饮业: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
记者 于垚峰 发自东莞
生意场上的变幻无常,让步入餐饮业才一年的张正祥有些措手不及。去年还好好的生意,过个年之后,生意怎么就惨淡了这么多?
和张正祥有着同样困惑的东莞餐饮企业不在少数,继高档餐饮受到中央的“八项规定”影响下滑之后,中低端餐馆亦在东莞的“扫黄风暴”中,丧失了一大批客源,生意普遍下滑了三成以上。
东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全市住宿餐饮业营业额31.7亿元,下降0.9%,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下降幅度达到了12%。相比2013年度,东莞市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增幅为正增长的0.4%,下降幅度显明。
没有赶上好时间
周六下午四点多,东莞厚街镇最繁华的商业街康乐南路后面的一个餐厅。店主张正祥斜靠在收银台前的椅子上,懒洋洋地把一只脚放到了收银台的桌面,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玩着游戏。收银台前摆放着两部电话机,是订餐电话,店里的大部分生意,都倚靠着这两部电话。
饭店开在康乐南路的九巷内,大约有二十来个平方,七八桌四方的餐桌,可同时容纳二三十人吃饭。墙上挂着一张菜单,价格从10元至18元不等。
张正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和朋友去年8月份合伙开了这家餐厅,取名为星期八餐厅,顾客群体主要为在康乐南路上各类商业的服务人员以及租住在附近公寓的人群,还包括一些外来人员,经营的餐饮主要是盖浇饭,以送外卖为主。
“现在的生意下降了不少,大概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当记者向张正祥询问最近的生意情况时,张正祥露出了一丝苦笑,他说现在厚街镇的人流量少了,来逛康乐南路上的人也少了,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餐厅的生意。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多小时之内,星期八餐厅的两部订餐电话只响了一次,张正祥接到了一个订餐电话。他站起身,到店门口张望,说要找他的合伙人。“我们俩分工明确,他厨艺好,主要负责炒菜配饭,我就负责送餐。”
提到餐厅刚开张那会儿,张正祥一脸的骄傲。他说,去年下半年生意挺好,高峰时期,餐厅大厅一天的营业额都在三千以上。两部订餐电话一到临近饭点的时候,就此起彼伏,响个不停。“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利润都在一万五左右,每个人拿到手的钱有七千五。”
27岁的胡正祥是湖南娄底人,读书不多,20岁的时候就出来打工。他说在老家的时候,经常听到身边的亲朋好友到东莞打工,其中还不乏一些开着豪华回家。于是,在他刚刚跨入20岁的年纪,便收拾行囊,跳上了开往东莞的火车。“那时候,连东莞在哪里都不知道,只想着去淘金。”
到了东莞之后,胡正祥进入了一家制鞋厂,拿着加班之后才能达到两千工资,和千千万万的工人一样。每天过着机械重复的工作。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能到镇中心地区,和三两老乡好友,犒劳一下自己,吃一顿大餐。
“穿着胸前印有工厂LOGO的蓝色衬衫,无论到哪里,都给别人烙下‘蓝领工人’的印记。”胡正祥说,就这样工作了两年,现实的苦日积月累,渐渐掩盖了淘金的梦想。终于有一日,在同乡的召唤下,去了福建打工。
在福建打了几年工,胡正祥还是不甘心,再度卷土重来。这次他把老乡也带来了,只是此次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在他眼里,东莞厂多人多,到处都是商机。“我的老乡会做菜,我又勤快,我们就合计开一个餐馆。”
在度过了短暂的几个月美好时光后,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与胡正祥相隔不到十米远的一家服装店老板刘建华在东莞呆了十年,也开过餐饮,他说,现在不管做什么生意,特别是餐饮,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6年的时候,我也开餐饮,那时候一天到晚爆满,生意好得很,现在人流量少多了,生意不好做了。”
胡正祥也感慨,没有赶上好时间,刚上入门,就遇到扫黄风暴,直接影响到了客流量。“现在在考虑转让,有人接就不再干了。”
中低端饭店顾客减少
张正祥的餐馆面临的困境是当下东莞餐饮业的一个缩影。在此次餐饮业低潮中,中低档餐饮场所受到冲击最大。大量的酒店饭馆纷纷关门停业。
5月24日中午,东莞厚街镇康乐南路的巷子里,一个小四合院的饭店冷冷清清,只有一桌2位客人在吃饭,刚过下午一点,饭店的厨师和服务员都开始吃饭了。
“以前我们工作人员不到下午三点钟是没有饭吃的,现在生意受了不小的影响,一点来钟就没有什么生意了。”一位厨师告诉记者,从炒菜的数量来看,生意下降了一半左右。
店老板告诉记者,生意确实受到了影响,不仅如此,他另外一家店,目前已经关门了,正准备转让。
东莞厚街镇莞太路上,在一家火锅店,大堂里的桌椅已全部被垒在大堂一角。店主黄师傅一个人坐在酒店的橱窗下,等着有人来谈转让事宜。黄师傅说,房租一年一涨,今年又涨了一千多,员工工资也要求涨,来吃饭的客人又少,坚持不下去了。
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餐饮业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1500元,现在全国餐饮业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3000元以上,工资增速较快。
据了解,近年来,房价、房租上涨过快、税费过高、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的高企,大大压缩了餐饮企业的利润空间。
放眼望去,在东莞厚街镇的大街上,不少地方都贴着“饭店转让”的小广告。
在大量中低档餐饮饭店营业下降甚至关门转让时,也有一些例外,一些品牌连锁餐饮企业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营业额,没有受到影响。
在东莞市南城区银丰路,秦关面道是一家连锁餐饮,到晚上的时候,大厅里,常常有八九成的客人。一位服务员表示,主要是一些附近的老顾客,所以营业额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一路之隔还有蒙自源与真功夫等连锁店,记者连续两天在这些餐厅观察,发现人流量仍然不少,晚餐高峰时,有时还需要排队。
记者在东莞市东城区某羊肉连锁店看到,中午11点半左右,餐位已经基本上饱和,再来的就需要等待。
该连锁餐馆前台的简介显示,从1998年大量的台资企业进入东莞,该企业就也已经进入东莞,经过十几年来的发展,目前该品牌的连锁店在东莞开了不下百家。
该连锁餐馆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当前环境下,他们的利润比例也在下滑。“我们只能依靠整体的营业额、规模递增,从而实现更大的利润。我们今年下半年还准备开三五十个新店面面世,应该到今年年底达到200家,计划未来三年开到500家店。
上述负责人说,10年前羊肉一公斤20块钱的时候,我们的一盘羊肉卖26块钱,现在一公斤卖到70块钱了,还是卖26块钱,那么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成本的差异怎么办?只能靠你后面的一些管理水平来自己慢慢承受这一部分的成本。
某餐饮业内人士表示,连锁化、规模化快餐将是以后餐饮行当的主流,这也是以后的一种餐饮发展趋势。
高端餐饮放低身段
5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上看到,一家高档饭店门口,摆放着宣传海报:酒店为回馈客户,推出购买饭店会员卡送礼品的活动,会员卡从1000元到50000元不等,对应的礼品则是从小至188元的吹风机,到最高价值4998元的苹果5S手机。
记者随机采访一位东莞市民,他说原来这些豪华餐厅从来不缺人,现在也沦落到搞活动拉客人了。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不会去办会员卡,毕竟预付费一交,以后就被锁定在一个地方消费了,如果饭店一但倒闭,预付的费用,极有可能有去无回。
与之一路之隔的另一家南城国际大酒店,同样有类似的活动,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招揽顾客。
东莞餐饮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在这背后,则是东莞餐饮业的营业额大幅下降,创下了历年之最,东莞餐饮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东莞餐饮业营业额的下滑并非从扫黄风暴开始,特别是高档饭店,自从2013年初以来,生意大不如前,有一些高档饭店甚至倒闭,或转向平民化方面发展。东莞餐饮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一季度以来,厉行节俭和市场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东莞餐饮行业整体受到的冲击特别大。2014年春节后,高端饭店往往受住宿客人数下降的影响,餐饮这一块的下降幅度也比较大。
一位餐饮业内人士表示:“去年东莞高端饭店的营业额下降了很多,降幅能有三成左右,部分高端餐饮店转型为大众餐饮,也有部分高端餐饮店闭门。”
记者注意到,在推出促销手段饭店旁边还有许多家高端饭店,其中一家更是为吸引顾客推出了价格为二、三十元不等的百姓特价菜。
东莞:制造名城的转型之困
记者 于垚峰 发自东莞
东莞,“制造名城”的光环正逐渐消退。
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巅峰时期,东莞一些规模大的制鞋制衣企业,拥有的员工可以超过十万人,一个企业的人口抵得上一个小县城的人口。高埗镇的裕元集团,员工最多时达到了十万人,随着企业向内陆迁移,员工已经减少到了三四万人。
非官方的一份数据显示,过半数的台资企业,已经或正在准备撤资,他们转场的目的地是欠发达的内陆城市,或者东南亚国家,这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
东莞市经信局中小企业局书面回复了《每日经济新闻》的采访,称东莞市中小企业当前迫切需要提升产品竞争力,把握市场主动权。且正在加强财政支持企业转型升级,每年拿出20亿元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苦苦支撑
不到一个月,附近两家制鞋机械公司倒闭了。对荣晕制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国林来说,竞争对手倒闭了,他的心情同样沉重。
“现在大家都在苦苦地支撑,如果撑不下去,下一个倒闭的就可能是我。”朱国林来说,他没有因为竞争对手关门而庆幸,反而感受到了行业的寒冬,整体环境都不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东莞市厚街镇是鞋业制造基地,高峰时期坐落着大大小小数以万家的制鞋企业。依附在制鞋产业上游的制鞋机械同样同样发达,大小上千家。朱国林说,去年以来,制鞋机械业一直在走下坡路,企业倒闭过半,生存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
所谓的制鞋机械企业,基本上都是收购二手设备的门店,更多的是一个个门面加一个仓库而已,收购回来的制鞋机械入仓库,门面是对外销售以及展示的平台。规模小的,仅需几十万元,就可以开一个制鞋机械厂。
厚街镇一位从事皮革面料的老板邓总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前几天去一个专收二手设备的朋友那里,意外的发现,他的氩弧焊机堆满了一个仓,足了一百七八十台,都是日立松下林肯及三社。
“我问他怎么搞了那么多,他说现在倒闭的企业太多了,收都收不过来,问我要不要,1000块一台。”邓总说,原先一台最便宜的松下,也要2.5万,原来三社林肯这些,没三万四万下不来。他朋友想尽快地处理掉这些机器,堆在这里要付房租。
制鞋上游的皮革、面料等产业,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邓总说,制鞋厂少了,老板都撤资了,对皮革面料的需求也在大大减少,有能力打开全国市场的企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仅仅依靠当地鞋企生存的企业,多半要关门。
大规模撤资
裕元集团是东莞市高埗镇最大的台资企业,高峰时期员工达十万人。如今,裕元集团先手在江西、安徽设立生产基地,分流了一部分员工。如今,还有约一半的员工。裕元集团附近的公寓房东感受最为深刻。
一公寓的房的东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是一个二手房东,从一手房东签下一幢40余套的公寓。最初,从来不愁客源,但是后来,租客呈递减的趋势,到如今,特别是东莞扫黄风暴后,约有一半的房子租不出去。
厚街镇一位制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厚街投资的制鞋工厂的大部分是台商,现在不少台商都撤资了,保守估计,至少有30%的台商已经撤资了,他们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陆城市或者东南亚国家。
“东莞现在普通工人的工资达到了3000元,加上政府要求给员工的相关保障,每个员工的成本要4000元。”厚街镇绿洲鞋业一位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东莞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而在中部地区的城市,普通工人的工资,只要2000元左右。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东莞务工的普通工人,大部分抱怨工资低,即使月薪3000元,交了房租,吃饭、买衣服之后,所剩无几。他们宁愿回到家乡,少赚一点,还可以照顾到家里,最后的积蓄,反而是在家里赚的多。这也是东莞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的原因所在。
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一方面抱怨成本太高,一方面又招不到人,这是他们下决心撤离东莞的根本原因。
而根据东莞市统计局的数字,东莞的企业,没有呈现下降的趋势。截至2014年3月底,东莞市共有中小微企业17.84万户,占全市各类企业数(不含个体工商户、村组经济单位)的99.8%。1-3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达272.47亿元,同比增长5.4%,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3.2%。
上述东莞制鞋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统计部门得到的中小企业没有下降并不奇怪,因为不少外资企业,在撤资时,并不撤销在东莞登记的企业,只是把人马撤走,留下一个空壳,表明这个企业还在。“因为这些企业当年在引进时,设备都是免了关税的,和当地政府都签订了合作年限的,时间未到,他们自然不会撤销企业。”
艰难转型
“从内心来讲,我们不愿意戴上‘制造名城’这样的帽子,这是没有含金量的产业。”东莞市委宣传部宣传科一位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制造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于外部的订单,受外界的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弱。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处主任林江认为,通过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东莞形成了巨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并且形成了很多产品的加工制造亚集群(加工制造与配套产品和服务提供),有较为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企业的对外依存性高,根基不牢,产业规模大,企业数量多,但产业并没有强大、企业也没有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
厚街镇上述制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东莞的制鞋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厚街,而厚街的制鞋企业数量多,但是整体规模都比较小,有的甚至是以家庭为单元,就开起了制鞋厂。
林江认为,这类实力不强且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一遇到金融危机,必然要淘汰。而要避免这种风险,转型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这些企业,几乎难以找到转型的机会。”
东莞市经信局中小企业局在给《每日经济新闻》的回复中称,当前东莞市中小企业迫切需要提升产品竞争力,把握市场主动权,努力解决融资难题。
自2006年以来,东莞市设立“科技东莞及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每年安排20亿元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其中每年安排不少于3000万元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东莞市中小企业局表示,特别是关于扶持中小微企业方面,东莞市去年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从建库培育、财政奖励、税费优惠、采购优惠、要素保障等方面支持企业发展,设立了市促进小微企业发展资金,对新增上规模的小微工业企业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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